我学易经象数,才是易学的正宗,你知道吗?
我学易经象数,才是易学的正宗,你知道吗?
上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中国民间曾先后掀起三股风潮:武术、气功与易经,我在这三股风潮中,都算是打过滚。武侠小说兴起时,我就跟着学拳,那时在读中学,社会上与校内打架盛行,学拳主要是为了防被人欺负;后来听说“练拳不练功,到老一场空”,就跟着练气功,那时气功大师满地走,特异功能多如狗嘛。再后来追根溯源,发现气功多源自道家内丹功,内丹功又以《周易参同契》为尊,《周易参同契》又以《周易》为标榜,一路追溯,最后觉得只有把《易经》啃下,才算把根留住。站在源头看各种神功秘技,才能提纲挈领,一览众山小嘛。于是在九十年代初,我对《易经》很是化了些功夫钻研,从义理到象数,整整有三年时间,几乎把业余时间都耗上了。
二
历史上,学易者一直分义理、象数二派,儒家多为义理派,道家多为象数派。
我学易经象数,启蒙教材是邵伟华的那本《周易与预测学》。老实说,我虽然从象数走向了义理,却一直认为象数一派才是易学的正宗,因为不管后人怎么将易经推崇到什么高度,它最初确实是一本占卜算卦的书,纵然其中包含了一套原始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但这个世界观与方法论,是为占卜这个神秘主义的具体应用所服务的。
所以从孔子的《易传》开始,本质上就属于易经的“经外别传”了。而且我认为,义理派对易经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其实是远远不如从天文、地理和物理方面来透析象、数之奥而穷究宇宙之秘的象数派。
然而在历史上,义理派的地位自汉以降,上千年来一直远高于象数派,这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早年,我认为象数派的精神及方法论,在某些方面比较接近自然科学的精神与方法论。
易经术数与道家练丹术一直联系结合在一起,集大成者就是有“万古丹王经”之称的《周易参同契》,内、外丹之术多集结、源流于此,内丹术衍生出了后来的气功,外丹术除毒死了许多贵族、皇帝之外,也让古人知道了一些基本的化学知识。然而,不论是内丹还是外丹,大都好高骛远地走入虚妄,没能真正开辟出一个新天地来。反是术数之学,保留了一些缜密的分析判断原则。
易学自古有两派六宗之说(以《四库全书》为代表),两派即是义理与象数,六宗为占卜派、灾祥派、谶纬派、老庄派(阮籍、王弼为代表)、儒理派(孔子、子夏、郑玄为代表)、史事派(杨万里、李光为代表),前三宗是象数派,后三宗为义理派。
后来的南怀瑾,曾提出应加上医药、丹道、堪舆、星相四宗,并称“十宗”。我觉得还是南怀瑾的说法比较全面。因为自汉以后,义理派由于深切时政,在主流思想中就占居了上风邵伟华六爻起卦方法,特别是王弼尽黜象数、自标新学后,象数派几乎就退出了文化权势中心。但在我看来,义理派虽然洋洋大观,理论万千,却仍只得了易经皮毛,借易而阐发新说,非易经本意。倒是南怀瑾所说的四宗,虽然在义理派看来只是下九流之术,却更接近易学原意。
中国古代学者有“道”、“术”之争,尊道而贬术。但我觉得,有许多论“术”之书,其价值却远超许多“道”学之书,如《易经》、《孙子兵法》等。《周易》虽然被儒、道共尊为经典,但从本质上看仍是一本占卜用的技术方面的书,倒是孔子的《易传》,已上升到了“道”的层次。
中国文化越到后期,越是尊道贬术,但还原历史,则会发现,占卜、灾祥、谶纬之术才是易学正宗,义理学说才是“经外别传”。原教旨的东西,虽然酷烈粗野,崇尚神秘,讲究实用,缺少哲学与人文气息,却是嫡传正宗。
关于易经占卜算卦的理论基础,必须首来先来讨论一下一个哲学命题,即我们这个世界是否有一个有组织、有秩序、超自然的宇宙意志,并且是否承认这个宇宙意志是有目的性。在莱布尼茨的《人类理智新论》中,将这个宇宙意志称为“隐德莱希”,其意就是“内在目的性”。在科学家与哲学家的普遍认识中,自然界的秩序和组织是确实存在的,但对其是否有目的性却有较大分岐。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都偏向带有生命哲学色彩的自然神论,认为自然界是一个有机整体,是一个统一的生命体邵伟华六爻起卦方法,宇宙在它诞生之初就有自身的内在目的,并且,生命的秘密、力量的秘密、物质与能量的秘密,演化与发展的秘密、灵魂与意志的秘密、道德与法律的秘密,都已在宇宙的基本结构中先验地存在。
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唯物论和无神论。
与占卜算卦最贴近的理论,还有自然演化的必然性与偶然性问题,占卜算卦总是以一个偶然性的现象或事件,来寻求必然的发展结果,这是理性派所唾弃和深恶痛疾的。从常识来说,自然界与人类的发展确是由无数偶然性构成的,但无论这偶然性因素如何复杂,但最终形成的发展结果却只能有一个,即从整个自然界到每一个人、每一个动植物,其最终的演化与生命轨迹只有一条。也就是说,偶然性的演化导致了一个必然性的结果。因此,问题就在于:我们是否有能力把握这由偶然性因素汇聚而成的必然性轨迹?
易经的占卜算卦就是试图提供这样一种方法。
当年,我在掌握一定占卜算卦的方法,并在具体应用中得到检验后,曾努力在现代科学中寻找理论依据。后来在混沌学中找到一些。混沌学的“蝴蝶效应”和“分形理论”,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
许多人可能听说过洛伦兹的“蝴蝶效应”:“可预见性: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动翅膀,会在得克萨斯引起龙卷风吗?”
蝴蝶效应正式的科学术语是“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也就是说,每一个事关对象的偶然性因素,都包含了对象的必然发展结果的信息。
而“分形”的意义在于,用尺度变换,可以把无穷大的、不可预见的东西化为可以处理的量!
这同《易经》占卜算卦所提供预测方法,非常的相似。
关于混沌学与占卜算卦的关系,我曾写过一篇《蝴蝶的力量》,略有论述。
在我看来,易经同混沌学一样,关注的是过程,而不是状态,是演化,而不是存在。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少有的不是把“太极”和“混沌”看作“道”的最高境界加以膜拜,而是想从混沌黑暗中寻求出明确的人生目标、发展过程并加以利用的学说!
许多研易者力图以人文道学来淡化、回避、攻击或拒绝占卜算卦,实在是同掩耳盗铃之举差不多。谈易而不谈占卜算卦,无论怎么说,都有点“数典忘祖”的味道。因为正是有了占卜,才有了《连山》、《归藏》、《周易》等,占卜甚至可以说是人类文明的起源,是人类最早企图认识自己、把握命运的尝试。我们现在站在现代文明的肩膀上,可以嘲笑古人沉迷于占卜的可笑,但我们没有资格嘲笑他们竭力认识自己、认识自然、穿透混沌与黑暗的实践和努力。
占卜对千年以前的古人来说,它确实是唯一能够有希望把握人生命运、洞察世事变化的知识和技术,是知识和智慧的象征,是混沌与黑暗中的一点蒙蒙之光。我一直认为,对世界的神秘主义解释与应用,同宗教信仰一样,在人类成长过程中,是一个阶段性的需求和成果。可以理解,应该尊重,只是对现代人来说,不能再停滞与留恋在那里。
三
下面谈谈易经及衍生的占卜算卦具体方法。
同义理派注重哲学与人文的阐释不同,象数派注重占卜算卦的实践,推崇卜算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从最初的龟卜法到蓍草法,再到后来的太玄法、金钱卦、梅花易数、四柱八字、大小六壬,甚至紫微斗数、奇门遁甲等等,流派技法日益繁多。但这许多技法不少已经失传,现在比较流行的是金钱卦、梅花易数与四柱八字等几种,另外好象还有许多特殊的小技法在流传。
当年我涉猎象数之学,其实只学了点皮毛,知道了点金钱卦怎么抛、梅花易数怎么起,四柱八字怎么排,但这些技法都是浅尝即止。不过以这点皮毛,我也作了一些实验。
记得看了邵伟华关于梅花易数的介绍,掌握了其中的几种起卦方式后,那天我心血来潮,随手叫住身边的一位同事,叫他脑子里想一个人,但不用告诉我是谁,我则起卦算他脑子里想的人是怎么样的。当时我是以时间起卦的,从卦象中分析出该人是男是女,身材容貌如何,性格及家庭背景如何等等,告诉同事,谁知同事一口否认。我虽然有些失望,却也不大在意,以为是自己水平差,或所用方法根本不对的原因。谁知过了二天,同事偷偷告诉我,那天我分析的情况同他脑子里想的那个人完全一致,我这才大吃一惊。
但梅花易数讲究灵机直觉的捕捉,对起卦方式与时机的掌握要求较高,我后来的几次试验过于刻意,成功率并不高,觉得这种方式不适合自己,就放弃了。金钱卦也差不多,要求起卦者的心态洁净精微,而我性格较为急燥冲动,几次试验也不怎么成功。倒是我一位很要好的朋友,精于金钱卦的测算,奇准无比,远近闻名,让我羡慕不已。
最后我选择了四柱八字,发现这种方法比较死板,也较为客观,只要严格按其公式与要求推算,心态如何关系并不大,测算效果非常稳定,所以我就在这上面花了较多的时间与精力。但我虽然化了不少时间精力,这门技法还是没能掌握多少,只是将八字排出后,根据有关口诀看看其中有否相冲、相害、相刑,察看十二支的六合、三合局、天乙贵人、马星、桃花杀、羊刃、干禄、华盖、天罗地网、天赦、十恶大败、六甲空亡等等,并用四柱起卦,结合卦爻法的六亲六神,判断一下所测对象的事业、学业、婚姻、子嗣、财运、病伤方面的信息。至于比较盛行的流年、大运之类,我却始终没能掌握。
在测算技法中,四柱法被公认为是准确度高,面广而具体,但方法极其复杂深奥的一种。我虽然只会最基本的一点测算,但一个对象算下来,至少得化三、四个小时,且极耗脑力与精神。当然,这同我记不住有关的许多口诀,需要查阅资料有关,但其中繁琐而复杂的推算过程,却是没有实际操作经验的人难以想象的。
四柱测算试验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用四柱起卦测算对象所生子女的性别,连续近二十起没有一个出错。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只要看依四柱所起卦象的六爻是阴还是阳就行,例如,如果初爻、六爻都是阴爻,而二、三、四、五爻中只要有一个是阳爻,那所生子女必是男孩,反之,初、六爻是阳爻,中间诸爻有一为阴爻,必生女孩。如果初、六爻一个为阴、一个为阳,则需结合六亲六神、动变之爻判断,或结合配偶判断。有时双方卦象都难以判断,则结合其他方式。对于在这个实践中能获得如此高的准确率,我自己也感到十分惊讶。
另外一个方法的实践也很有意味,那就是掐指测配偶方位法。
据我所知,在所有算命术,真正的“掐指一算”,在几秒种内即可算出结果的,就是这个测配偶方位法。
这可能是算命术中最简单、最常用的一个方法。把人的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看成一个圆形,食指和小指的根部、第一节指环、第二节指环、指尖加上中指和无名指的根部、指尖,正好是十二点,代表十二地支,象时钟座标一样把一个圆划分成十二个部分,各个指节分别代表一个方位。以无名指的根部为起点,根据所测对象的农历生日,稍微掐指一算,几秒种内即可算出其配偶的方位(相对于双方的出生地而言),例如,二月初五出生的人,其配偶方位是正南方。
但让人意外的是,命书中却说相反的正北方也有可能。这让我大为迷惑:正东与正西完全相反,怎么会把这二种可能放在一起呢?难道是作此术者的投机取巧,把十二分之一的可能性提高到了六分之一的可能性?但命书中只说必须这么判断,并没有说理由。我曾为这个问题思考了很长时间,却仍是想不通。
直到有一天,一位来测对象的朋友问我怎么根据所测方位去找女友,我就开玩笑说:你找一张地图来,以自己的出生地作为中心,画出包含十二个30度角的扇形,找到算出方位的正反两个方向的扇形区,然后到这些区域去找老婆就行。这时,我从地图想到了地球,想到了经线与纬线,猛然想到,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从正东方向跑去,最终都会从正西方向回到原点。于是我在刹那间明白了为什么必须把正东与正西放在同一种可能性中!但这时的恍然大悟却更让我震惊:古人竟然在算命术中,隐藏着“地球是圆的”这个近代地理知识!
后来天涯上有网友提醒,这个问题,当年曾经困扰过邵伟华,想不到在我这里解决了。(我的这段学易经历,曾写成《易经的作用》一文发在天涯论坛上。)
当时,在探究象数之术时,我的心情是比较矛盾的,一方面很是激动与兴奋,一方面又感到莫名的恐惧,每一次排完四柱八字,都让我头痛脑胀。而测算得越准确,我的恐惧感也就越强。脑子里始终想着“善易者不卜”这句话。终于,在一次让我毛骨森然的事件后,我决心放弃在术数上的探究。
那时我有一个同学在长春一所大学读书,但第二年发现得了白血病,春节回来到我家打扑克时,看上去还很正常。当时我们知道他家经济非常困难,就与一些已经参加工作的同学联系共同捐点钱给他治病。捐钱那天我正好两手空空,没捐。到九月初我想起这事,就给他写了封信,并汇了一笔钱去,写信汇钱之前,我起了一卦算他的病情,却得了个临卦,卦辞劈面就是一句“至于八月有凶”,我大吃一惊,但转头一想,现在已是九月,他家里并没有不利消息传来,应该没事吧。但过了十来天后,突然传来他已于9月11日在长春去世的消息。开始我只是震惊,当天吃中饭时,突然想起阳历九月,阴历不正是八月吗?一查历书,9月11日正是阴历八月十五。当时我只觉得一股寒流传遍全身,浑身汗毛都竖了起来。
这事过后,我就很少给人测算。此后六、七年里,除了为求一位书法家的横幅,作为交换给他测了一次,以及儿子出生后测了一次外,其余的一律拒绝了。
放弃象数术的原因,一是历来相传“泄天机者受天谴”的警示;第二是感觉到其中的繁复深奥太费心力,如果想在这方面有所成就,必须放弃许多世俗的享受,而这,是心志不坚的我无法忍受的,因为当时我认识了几位搞文学的朋友,正被他们拉着一起写诗歌散文。而自己对计算机的兴趣也越来越大,精力时间不够。最重要的,则是察觉到术数的局限性与悖论。术数理论中相传,有二种人的命是无法测算的,即大善与大恶。这一方面意味着人定胜天,另一方面也包含着一个悖论:如果相信有命运,那占卜是没意义的,因为命运注定,怎么也躲不过,对凶危之事,这次回避,下次就只会更激烈;好事这次刻意求上了,下次就会减少;如果相信命运可由自身意志改变,那卜算也是没意义的,因为你只需按意志去行动,个人的智慧与行动意志就能决定一切。结果就会发现:任何一个可能中,把心思、精力放在卜算上,即试图用卜算这种捷径来寻求人生的帮助和成功,最后都是得不偿失!
因这三个原因,我决定放弃对术数的探究。汉代大儒排斥象数,是否也基于与我类似的思考与选择呢?
不过,我虽然不再为人测算,也不再涉足易学,但对占卜算卦的理论思考却仍是断断续续。因为占卜算卦不象特异功能或飞碟现象那么神秘和难以主动把握,它甚至是象木工、焊工一样的一项技术和技艺,任何一个人,不需要懂得《周易》的微言大义,甚至不一定要识字(古时的许多算命瞎子并不识字),只要按照其技法所规定的要求与方式去推算,都可以掌握它,懂义理的人可能准确度高些,不懂的人只能按口诀或公式死搬硬套。
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比如我那位精擅金钱卦的朋友,他自己承认对易经的理解没有我深,但测算的结果却远比我准,呵呵,这个颇有点偏方气死名医的味道。
易经占卜算卦的基本方式,是类比与关联,这种类比与关联,似乎可以超越时间与空间,精神与物理。我经过多年的亲身试验,承认它有相当效果,因为许多测算的正确性,远非概率能够说明。那么,这种神秘主义的应用,是超越科学呢,还是可以用科学来解释。那套神秘的类比与关联,是真的有效吗?
我在读欧文拉兹洛的《系统、结构与经验》一书时,发现符号学里,有一个关系学,讲人们如何强行在二个看似毫无关系的事物之间建立某种联系,并使之发挥强大作用。或许,这也可以作为一个类比性的启示。
四
接着我学易经象数,才是易学的正宗,你知道吗?,我再来谈一个民间巫术。
中国南方,湖广与江浙一带的民间广泛流传着一个常用的巫术,叫定鸡术。巫师行术时,手执活鸡,一边步罡踏斗,一边念咒语,一边猛烈摇晃着手中鸡,行术完毕,把鸡放在祭台上,那活鸡就如被定身一样,呆呆的不再动弹。但祭祀过后不久,那鸡又会活蹦乱跳。
这个定鸡术几乎百试百灵,后来有个科学家专门去研究了这个巫术,结论是巫师对鸡猛烈的晃动,暂时破坏了鸡头脑中的平衡系统,鸡是被晃晕了。去年,我还在电视上看到对这个民间巫术的介绍,却是从血液循环的角度来解释。我觉得,还是前面那种解释靠谱,因为我小时候在农村看人杀鸡,注意到老练的杀鸡人割喉放血后,把鸡头拧绕过来塞进鸡的翅膀下,再把鸡丢地上,鸡就不再动弹。而普通人如果不这样直接丢地上,鸡往往还会跳起来满地飞奔一段时间。
所以,对这个定鸡术而言,什么咒语与步罡踏斗都是无效的,但猛列的晃动,却是有效的。行术者中,部分人可能知道哪种手段有效,哪种手段无效,只是为了保持巫术的神秘性,故意用繁复的手法来迷惑观众。但更多人,可能只知道按这套程序下来,鸡能够被定住。至于整套行术方法中,是否有多余的动作,具体哪个手段有效邵伟华六爻起卦方法,却是从来没思考过。
民间巫术如此,中医、气功、周易这些传统文化,大多也是如此。这些方法与技术,经过上千年的流传、应用与实践而没有消失,当然都有一定效果。但它所使用的那套理论,却可能大多是错误的。
早年因为想写科幻小说,我广泛涉及各种神秘主义学说和自然科学理论,曾想用现代科学的理论来解释各种神秘主义现象,在易经的占卜算卦上,我在混沌学与符号学中找到一些可以解释的依据。
如四柱八字法算命,是以人的出生时间为依据,人的出生时间,为什么会包含一个人一生的主要信息?蝴蝶效应的“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似乎可以解释,出生时间就是一个人最关键的“初始条件”嘛,人一生的命运轨迹,可能敏感的依赖于这个初始条件。金钱卦,则是符号学与关系学的典型,人用思维和意念,将手中的铜钱,与所欲测算的人、事之间,强行建立起一条纽带,从而为预测带来条件与可能。
至于分析卦象与四柱八字的推算方法,为什么会有效,这个或可以用混沌学的“分形”来解释,“分形”的意义在于:用尺度变换,可以把无穷大的、不可预见的东西化为可以处理的量。我发现,占卜算卦的具体运用规则,大多类似对“分形”规则的发现与运用。卦象的类比,其实可以视为一种原始而粗陋的分形。因为“分形”本质上是一种自相似,在不同尺度上的自相似。
“分形”的概念是犹太科学家曼德勃罗提出的,“分形”的典型例子就是曼德勃罗数集,这个著名数集被誉为数学中最复杂的对象,用无限的时间也不足以观察它的全貌,它所构成的画面,是个奇妙的、令人惊叹不已的美丽图案,它从一个越来越精细的尺度上的行程,表明了集合渐增的复杂性和自相似性;简单地说,“分形”的意义就是自相似,而自相似是跨越不同尺度的对称性。
混沌学是一门边缘科学,诞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非线性方程、模糊数学等为工具,研究自然界的整体与复杂现象:如云彩的形状、闪电的径迹、微血管的缠结、海洋的湍流、野生动物种群数的涨落等,这些不规则、不连续和不稳定的领域,一直是科学的难题。发展出的新概念,则有蝴蝶效应、分形、吸引中心等。1977年在意大利科莫一座别墅中举行了首次混沌学会。后来在不少影视文化中有反映,如著名科幻电影《侏罗纪公园》,就是以混沌学理论作为背景。
只是,传统的算命术,同那个定鸡术一样,虽然有一定效果,但其理论体系,却是远远无法同现代科学相比,无论是采集初始信息的质和量,分析与判断机制的严密性,计算能力的强大,反馈与修正的及时,都导致其预测的效果和稳定性,都无法与现代科学相提并论。毕竟,科学所到之处,巫术与神秘主义,都只能退避三舍。
而易学象数派,虽然在相当程度上具有一些理性分析能力,但因为易经整个神秘主义体系的缺陷,虽接近理性,却未能成为理性,有科学的萌芽,却未能成长为科学。先天不足,又极少有人能够超越和创新,不是成一潭死水,就是缩在边缘角落中苟延。
任何神秘主义体系,一旦以理性的态度深入其中,所有的神秘光环,都将层层褪去。经得起考验的,被理性吸收,经不起的,迟早边缘化以至消亡。但于个人而言,一些人无法掌握逻辑与理性,习惯以神秘主义的思维来掩饰自身的懒惰与无能。这样的人,只会把别人的理性,也当作神。他们需要神秘,就千方百计制造神秘、依赖神秘并以神秘为崇拜对象。
五
最后,我来谈谈易经的起源问题我学易经象数,才是易学的正宗,你知道吗?,及在政治上的神秘主义应用。
关于易经的起源,所谓的伏羲画八卦,文王演六十四卦,只是传说,迷迷糊糊,大而化之,可信度很低;但近现代学者,也未能提供多少可靠的依据与新说。
幸亏,我有一位非常了不起的朋友,叫徐江伟,最近几年,他在华夏上古史方面作出了许多原创性的杰出成果,他的新书《寻找另一种起源:华夏文明猜想》即将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最初的原名,是《周易的起源:华夏文化特色与成因的深度分析》。
我为这本书写了序言。
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周易起源学说。
徐江伟从“隹”与“豕”这两个古汉字入手,揭示出了易的本义。特别是配上商代猪鸟尊及其他考古文物的图片及解释,就如一道闪电,划破了我心中曾经的重重迷雾,令人眼前一亮,觉得这样对寻找易的起源做全新的解释,宛若神来之笔,却又是那样充满说服力。
江伟认为,易学就是一种“关于猪鸟关系的学说”,“易”字是“隹”和“豕”的结合体,鸟代表天与祖,豕代表部落首领与王权,易字本身就是君权(王权)神授的意思,玄鸟立于猪背,即天意眷顾于现世英豪。从“隹”“豕”到“易”再到“象”,徐江伟揭示出了一条完整的易之起源路线,并指出:“象”特指“豕”所处的某种状态,即鸟与猪的结合状态,祖灵天意与现世王权的融合关系,天人合一的程度。
徐江伟认为,易起源于盛行占卜的萨满教,而伏羲与周文王,都是游牧部落的祭祀或首领,并非农耕民族的祖先。我认为,这同在汉族掌握政权后,就把易学象数派驱逐出权势中心,是相符的。周易原本的那套占卜体系,并非农耕民族的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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